据美国医药行业专业媒体Fierce Pharma报道，辉瑞前全球合规分析总监Frank Han因发现公司内部潜在的《反海外腐败法》问题而被解雇，随后他向美国司法部门举报了辉瑞公司的不当行为，起诉书中披露了辉瑞在中国以巨额资金贿赂有关官员的情况：辉瑞在2019年第二季度至2021年第三季度期间在中国的PIGO（(Potentially Influential Government Officials，潜在有影响力的政府官员）项目上花费了1.68亿美元。

辉瑞的这笔1.68亿美元的资金，恰好发生在大流行期间，大家不妨回忆一下去年下半年至今年年初的情形：

互联网上吹辉瑞“特效药”、疫苗的舆论可谓铺天盖地，骂中国不引入辉瑞疫苗，不将辉瑞“特效药”纳入医保的声音可谓群情激愤；还有些媒体造谣什么辉瑞在医保谈判中自己降价到600元，实际上基本不肯降价；14块的连花清瘟都可以“利益输送”，3000元的“特效药”反倒成了洋大人的善心……

一时之间，“黄钟毁弃、瓦釜雷鸣”，曾经在抗疫中大显身手的中医药被贬斥得一文不值，引导网民把对“封控”的不满相当一部分转移到中医药上；有些人甚至还把能不能用上“特效药”跟有没有“特权”联系起来了。然而，第一波带走了那么多大人物，并非全是“高龄”、“基础病”，他们难道不配享有“特权”？

从瑞德西韦到Paxlovid，即便在美国也只是个实验用药，而到了中国一下子就成了“特效药”、“神药”；即便在美国，Paxlovid有严格的处方限制，错过感染5天窗口期、有肝肾疾病的患者都不适用，未成年人也有限制要求，而到了中国，上至八十多岁的老人下至十几岁的孩子，不分年龄、不分条件地推销……

这种情形是怎么造成的？恰恰离不开某些媒体对某些大V、专家的“造神”，把他们打造成“意见领袖”，由他们出面推销。所以，要问“谁拿了辉瑞的钱？”不妨看看当初是哪些人最卖力地推销辉瑞的疫苗和Paxlovid，这些人里固然不乏媚美、恐美（例如某位前民族主义大V）的“自来水”，但拿了钱的人肯定也在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