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今天为你准备的书是《吾国与吾民》。2020年5月28日，在一场记者招待会上，我们听到了这样一番大实话：“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我们人均年收入是3万元人民币，但是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1000元在一个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难，现在又碰到疫情，疫情过后民生为要。”这番话在引发热议之余，也让很多人思考起下面这些问题：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到底是怎样一个国家？组成这个国家的“中国人”，又是什么样的一群人？是哪些本质的东西，将中国人与外国人区分开来？而中国人独特的生存方式和精神状态，又体现在哪些方面？这些问题看似不难回答，但倘若你仔细一琢磨，又会觉得其中千头万绪，一时不知该从何讲起。别说远隔重洋的老外们了，就连我们自己，生活在这个横跨数千公里，疆域无比辽阔的国家里的普通中国人，也很难真正读懂这个国家，以及她所养育的亿万人民。是啊，我们的国家实在太大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不同地域之间的差别，可能远超你的想象。一方面，在刚刚过去的2021年，中国的GDP总量接近18万亿美元，相当于欧盟23个成员国GDP的总和。而上海、北京这两座“双子星”，GDP双双跨过4万亿，比肩东京、伦敦、巴黎等一众世界老牌大城市，跻身于全球前十之列。但当你走出北上广深，一路向西，就会发现，在这个繁华富庶、科技昌明、日新月异的中国之外，还隐藏着另一个中国。在那里，或许还有10亿人从没坐过飞机、13亿人没出过国、90%的人没喝过星巴克，50%的人没有喝过农夫山泉，还有超过1000万人在从事被人瞧不起的足疗行业……那么，到底谁才能代表中国？是北上广深那些衣着华美、生活优渥的上层人士，还是三四线小城里那些为了养家糊口，疲惫奔波的底层民众？而同为中国人，这两群人之间又有着哪些共性呢？早在一个世纪以前，学贯中西的林语堂先生就曾深入思考过这个问题。在《吾国与吾民》这本书中，林语堂以冷静犀利的视角，通过老百姓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性格、品行、社会、政治、文学、艺术，剖析了中国这个民族的精神和特质，从而向西方社会展示了我们最真实而丰富的民族形象。正因如此，这本书一出版，便成为西方世界认识中国的最佳读本，迅速在海外引起轰动。一位欧洲评论家指出，“不管你是想了解古老的中国还是现代的中国，只要读一本《吾国与吾民》就足够了。”而美国女作家赛珍珠更是热情洋溢地称赞说：“《吾国与吾民》满足了我们一切热望的要求，它是忠实的，毫不隐瞒一切真情。它的笔墨是那样的豪放瑰丽，巍巍乎，焕焕乎，幽默而优美，严肃而愉悦……这是迄今为止最真实、最深刻、最完备、最重要的一部关于中国的著作。”接下来，我将为大家详细解读这部作品，你将看到，在林语堂眼中，中国人具有哪些独特的民族德行；你还会了解到，在传统中国社会里，“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有哪些特点；最重要的是，我将向你揭示出，让上世纪的西方人羡慕不已，同时也令每一个中国人追求和向往的“生活最高典型”，究竟是什么样的。下面就让我们开始学习吧！01在林语堂看来，中国人具有哪些独特的民族德行？百年前的中国，神州陆沉，风雨如晦。随着东西方文明的激烈碰撞，和国内外局势的跌宕巨变，国家与民族的未来变得愈发难以捉摸。彼时，深沉的忧虑笼罩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中国人，无论贫穷还是富有、高贵还是卑贱，都被时代的浪潮强行裹挟而去，不知所起，不知所踪。当时的西方社会，对中国有着诸多误解，这是因为，他们在本质上与中国有着一层无法穿透的隔阂，因而很难从根本上理解中国。他们或疑惑、或恐慌、或远远避开，或以揭露中国的丑恶习俗为卖点，故意将中国人的形象妖魔化。在此情况下，一些知识分子开始重新打量这个国家，以及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希望让西方世界了解和认识最真实的中国。就像赛珍珠说的那样：“中国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是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正在重新认识自己的国家。”林语堂正是这批知识分子中的一员。当时，很多人眼中的中国，“无疑是这个地球上最混乱、最受暴政之苦、最可悲、最孤弱的国家”，但林语堂却对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抱有乐观的态度。而他的乐观态度，是建立在自己对中国和中国人的透彻认知上的，正如他在这本书的序言里所写的那样：“我能够坦诚直言所有的事情，因为我心目中的祖国，内省而不疚，无愧于人。我也能将她的一切困恼纷扰公之于众，因为我从未放弃我的希望。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不需要任何人替她粉饰太平，她将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到最好，就像她历史上一直在做的那样。”在西方人看来，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存在”，实在难以看透。“她好像是荒乱而不测的深渊，遵守着她固有的生存律，扮演着她自己的雄伟的人生戏剧，有时是悲剧，有时是喜剧，”令人感觉“神秘莫测”。她曾经握有至尊的权威，曾经是战胜的豪雄。而今日，她却成了地球上最糟乱最失政、最凄惨最无告的国家，不能自拔于政客、文人、军阀、叛逆者掘出的深渊，实在可悲可叹。但林语堂却认为，身为硕果仅存的文明古国，中国虽然看似垂垂老矣，但她从骨子里仍是一个具有非凡活力的，有着独特的种性和文化，能够“基业永续”的伟大国度。她不仅能奇迹般地从战争、叛乱、贫穷、饥荒中挺过来，更能对这一切等闲视之，脸上甚至还能挂着一抹笑意，浅浅的酒窝里，藏着她绝无仅有的懒于改革的惰性，和那别有风味的高傲的保守性。是什么让林语堂坚信，衰弱不堪的中国一定能重新矗立在世界民族之林的呢？答案只能是人，是负荷着中国一切尊荣与耻辱、功业与罪恶的中国人。在林语堂看来，想真正认识一个民族，理解一种文化，首先要研究这种文化浸润下的“人”。我们知道，中国地域辽阔，很多时候，南方人与北方人之间的差距，甚至比地中海诸国与诺尔曼民族之间的差距还要大。就拿陕西和苏州的音乐风格来说吧，陕西民歌声调铿锵，音节高而嘹亮，歌声动则回风起舞，似在山巅，似在旷野，似在沙丘。而苏州民歌的声调如泣如诉，如怨如慕，余音袅袅不绝。再如，北方方言的声调，轻重转变分明，吐字清楚干脆，而江浙一带的方言多为喋喋琐语，句末常带有柔悦婉转的缀音，听起来甜蜜柔软，故名“吴侬软语”，二者差异之大，由此可见一斑。但尽管中国各地的风俗相差甚远，却没有像欧洲那样，分裂成一个个貌合神离的国家，这要归功于古老的中国文化和汉语文字。正是这种源自炎黄血脉的文化认同感，消弭了中国内部的种种歧异，将各民族、各省份的中国人紧紧凝聚在一起，结合成一个牢不可破的共同体，正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也”。那么，被古老文化维系在一起的中国人，又会表现出怎样一种德行呢？林语堂认为，中国人有很多单纯而重要的民族德行，例如稳健、淳朴、爱好自然、忍耐、老滑俏皮、勤勉、节约、爱好家庭生活、和平、知足、幽默、保守，等等。但在他看来，“圆熟”二字便足以概括中国人的一切品性，正如他在书中所写的那样，一提起中国人，“我们的脑海中就会浮现出一个性情温和而圆熟的人物印象，无论他处于任何环境，都能保持一颗镇定的心，能清楚地了解自己，也清楚地了解别人。”圆熟这个词有积极的一面，它让中国人变得知足，使我们坚信“人生但须果腹耳，此外尽属奢靡”的人生哲理，使我们向往“因过竹院逢僧话，偷得浮生半日闲”的闲适生活，也使我们把道家的出世思想和儒家的积极进取糅杂在一起，培育出慎重的理性、愉快的精神、宽宏的气度、和平的性情。可以说，圆熟是中国人最独特的德行，正是在它的帮助下，中国人才善于在最艰难的环境中寻求乐趣，从最平庸的生活里获取愉悦。但圆熟也有其恶劣的一面，它使中国人变得保守而老滑，就像林语堂在书中所说的那样：中国人有一种轻视少年热情的根性，也轻视改革社会的新企图。他们讥笑少年的躁进，讥笑“天下无难事”之自信，所以中国青年老是被教导在长者面前缩嘴闭口，不许放肆。当青年对此习以为常的时候，人们就说他“成熟了”，倘若一个青年一直保持着年轻热血的态度，到了三十岁还兴奋地主张改进革新，那他就会被旁人看作呆子或捣乱分子。在这种圆熟的社会待久了，很多人的身上就会出现忍耐、无可无不可，以及老猾俏皮这三种恶劣的品性。按照我们通常的观点，忍耐是一种美德，但林语堂犀利地指出，中国人忍耐的品性是超过一切其他国家的，这明显已经越过了合理的范畴。而对当时受侵略的中国来讲，这种无限度的忍耐是极不可取的。九一八事变时，东北军一退再退，一枪不放就丢掉了东三省，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除了过度忍耐之外，中国人“无可无不可”的消极品性同样恶劣。那句古老的谚语“各自打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就是对这种品性的真实写照。林语堂告诉我们，在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个人的一些权利得不到法律的保障，一腔热血的人往往得不到好下场，只有冷淡消极的态度才是最为稳妥而安全的。因此，中国的母亲总是千叮万嘱地告诫儿子：“少管闲事，切莫干预别人的事情。”有的青年不听话，结果因干预外事而惹了祸，吃上一两次亏，才慢慢学乖，懂得“无可无不可”之妙用无穷了。中国人身上还有一种典型的品性，叫做“老滑俏皮”，它是指一个人经历了许多人生的况味，最终变得圆滑而和悦。林语堂在书中举了一段禅宗公案，向我们阐述了这一品性的内涵。昔日寒山问拾得曰：世间有人谤我、欺我、辱我、笑我、轻我、贱我、恶我、骗我、如何处治乎？拾得曰：只要忍他、让他、由他、避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再待几年你且看他。乍一听，两位禅师的对话似乎很有哲理，但细细一琢磨，这就是一种袖手旁观、消极无为的道家思想。最大的弊端就在于，它限制了人们思想和行动的活跃性，捶碎了一切革新的愿望，让人们觉得，所有努力到头来都是枉费心机，还不如舒舒服服地躺平，剩下的事情就交给老天爷好了。就这样，中国人的意气被逐渐消磨，最终达到“圆熟”的境地。02在传统中国社会里，“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有哪些特点那么，当中国人的“圆熟”品性，进入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之后，又会催发出哪些不同于西方的特点呢？在林语堂看来，中国人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首要问题，就是缺乏公共精神，只知有宗族而不知有社会。就拿那句被古代读书人引为座右铭的话来说吧，“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不难看出，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家往上就是国，缺失了中间的社会环节。这就是为什么，大部分中国人不热衷政治结社，也不喜欢谈论公共事务。其实，从中国人最爱玩的竞技游戏——麻将中，就能看出这种心态。搓麻将的四个搭子，每个人都想让自己先“听张”，为此，就要彼此勾心斗角，要竭力揣摩别人手中捏着的是什么牌，而掉出所不要的牌给下家的人，以此来拖延其他人成牌的节奏。而当时流行于西方社会的竞技游戏，如足球、橄榄球等，都讲究团队协作，而这恰恰是欧美人士社会生活的基础。因此，欧美各国非常崇尚公共精神，各种社会工作也不断蓬勃发展。但在中国人眼中，所谓社会工作，就等于干预他人的事。如果一个人热心于社会改革或任何其他公共事业，在中国人看来常觉得有些可笑，甚至带着一丝恶意，揣摩其用意所在：他是不是在向社会公众献殷勤？为什么他不效忠于家庭，也不巴图上进、升官发财，好帮助亲戚朋友，反而来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书中讲了这么一则轶事，一些留洋青年接触到西方的社会服务，大受启发，于是回国组织社团，想在社会推行“扫除文盲”的运动。结果一位军阀对此大加抨击，他说：“学生就应该勤勉读书，不要干预外界事务。人家吃饱了自己的饭，干自家的事情，而你们却要扫除他们！”说白了，这位军阀想表达的意思就是，不识字的人不来干预你们，为什么你们偏偏要去干预他们？这种心态，正是大部分中国人对待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心态。究其源头，是由古老的家族制度造成的。林语堂指出，家族制度是中国社会的根底，从家族制度里进一步产生了宗族观念，中国的一切社会特性都源于此。因此可以说，通过家族制度和宗族观念，我们能解释中国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一切问题，包括面子、报恩、礼仪、博爱、慈善、优待、公正、特权、贪污、行业联合会，等等。在古代中国，一个家族就是一个互助小组织，在这个组织里，每个成员都各尽其力，各取所需，其中的互助关系发展到很高的程度，甚至形成了一种道德意识。比方说，有时一个兄弟会千里迢迢前往某地，替他那破了产的哥哥恢复名誉；经济条件较好的人，常慷慨解囊，资助子侄辈就学读书；更有甚者，倘若家族中出了一个大官，他还会想方设法给亲戚们安排一份好差事，正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总之，一个家族就是一座铜墙铁壁的堡垒。在其内部，成员彼此互助，而对外界，则采取消极抵抗的态度。甚至可以说，对于家族成员而言，家族之外的一切，都是合法的可掠夺物。换言之，中国的家族制度，对于家族成员是保护的、救济的，但对于社会的整体利益来说，却是削弱的、不利的。这种从家族伦理中引申出来的社会伦理，就是林语堂所说的“家族的自私”，它是中国人缺乏公共精神的核心原因。从“家族的自私”里滋生出来的，是徇私舞弊，是人情关系，是政治腐败。就像林语堂在书中所写的那样：营利舞弊，敲诈钱财，对于公众是一种恶行，对于家族却是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