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鹅芳菲读书，懂你想听。你好，今天为你准备的书是《邂逅集》。
松弛感，是如今很多人羡慕、渴望的一种“不紧绷感”。但其实它并不难寻，朴素的文字也能成为精神养分，帮助我们从紧张中抽离。放到今天来看，汪曾祺的作品，恰恰藏着松弛感。
在他笔下，有“无事此静坐，一日当两日”的闲适淡然；有“世界先爱了我，我不能不爱它”的温柔；有“家人闲坐，灯火可亲”的幸福；也有“在黑白里温柔地爱彩色，在彩色里朝圣黑白”的领悟。
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本《邂逅集》是汪曾祺的第一本小说集，收录了他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创作的成熟且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在这部小说集中，汪曾祺把人间烟火、花鸟虫鱼、乡情民俗、凡人小事、旅途见闻都一笔一画地写给我们看。
他达观豁达的文字，会扫空你所有的疲惫，让你得到真正的放松和安宁。
接下来，我将为大家解读《邂逅集》这本书的精华内容。
01
老鲁的苦难与人间烟火味
书中有一篇名叫《老鲁》的文章，记录了汪曾祺在云南昆明的一段经历。这段经历要从1937年说起。
自卢沟桥事变爆发以后，日军大兵压境，平津地区相继沦陷，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被迫南迁，在长沙暂时组成一个“临时大学”。
后来长沙卷入战火，这所大学又迁往云南，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也就是我们熟知的“西南联大”。
这所大学虽然兼具了战时性与临时性，却人才辈出，影响深远，甚至可以彪炳于世界大学之林，而汪曾祺的母校正是这里。
1943年10月末，西南联大的几位校友筹办了一所私立中学，即中国建设中学，汪曾祺正是创办人之一。
到了1945年，汪曾祺来到中国建设中学教书。那时候，建设中学刚搬到昆明北郊，汪曾祺也远离了熟悉的联大生活，茶馆、翠湖、新校舍都没有了。
他形容：“这地方是相当野的……学校在一条不宽的公路边上，大门朝北。附近没有店铺，也不见有人家。”这样的环境为《老鲁》的萌芽做了铺垫。
《老鲁》的主人公是学校的一位校警。
当时建设中学建在荒村中，人烟稀少，物资匮乏，再加上物价飞涨，教师们的工资根本发不下来。
有时候，弄不来粮食，就只有断炊。日子久了，大家难免会有怨言，于是纷纷求去。眼下，校长要面临的不仅仅是下学期请不到教员，就连学校的工役校警也没人愿意来。
老鲁就是在这个时候来的。他五十多岁，光头、瘦长个子，穿着一身半旧的草绿军服。汪曾祺第一次见他的时候，他正在低着头掐野菜的嫩头。
他摘菜的手法极其内行，迅速且准确，一下吸引了汪曾祺的目光。熟识以后，他发现老鲁简直就是“一部活的《救荒本草》”。
老鲁知道哪些野菜能吃，哪些不能吃，该怎么吃。最重要的是，他说着一嘴山东话，说话的神情和所用的字眼都很有趣，经常逗得汪曾祺捧腹大笑。
除了对“素菜”有所研究，老鲁还能发明“荤菜”。他发现了一种虫子，形似金龟子，名叫豆壳虫。
汪曾祺在书中形容说：“这东西飞时鼓翅做声。走出门散步，满耳是这种营营的单调而温和的音乐。”
但凡逮到这种虫，老鲁都会掐了头，撕去甲翅，在热锅里下一点油炒一下，最后再洒上重重的花椒盐。起初大家都不敢尝，直到举起酒杯，一连吃了几个后才发现实在美味。
老鲁来后不久，学校又来了一位叫“老吴”的校警。和老鲁刚好相反，老吴留长发，梳背头，微微驼背，张嘴就是“您哪，您哪”的。他字也写得不错，酒后还曾在墙上题过诗。
老鲁和老吴来之前，学校上上下下都透着一股相当浓厚的老庄哲学的味道，但自从老鲁和老吴来了后，气象就变得不同了。
他们俩是两个典型的性格，一个能吃苦，一个能说，学校的教员们也分成了两派，喜欢老鲁的和喜欢老吴的。
汪曾祺喜欢老鲁，他觉得老鲁像是从沙土里长起来的一棵枣树。关于自己的人生经历，老鲁用“作孽受苦”形容。
就拿他当兵的经历来说，有一次队伍到了一个地方，什么吃的都没有，大家都饿了好几天了，但老百姓不见影子，粮食也没有一颗。
正当大家饿得前胸贴后背时，老鲁四下一看，嘿，有个猪圈。虽然猪是早没有了，但是猪食盆还在呐。没有办法，肚子瘪了多少日子，只能吃些猪食凑合着果腹了。
还有一年，也是因为没吃的，大家饿到路都走不动。实在饿极了，老鲁就把大衣中的棉花掏出来，塞到嘴里、填到肚里。
老鲁笑着打趣：“吃下去什么样儿，拉出来还是个什么样儿。”但是好歹肚子里不再空空荡荡，人也仿佛多了丝力气。
老鲁的故事让汪曾祺有些感慨，自己一直觉得老鲁是个有趣的人，却没想到这份有趣背后，还有那么多的苦难与挫败。
但在老鲁眼里，他所受的苦难都像他“发明”的独特“美食”一样，有其独特的回味之处。在他看来：“人嘛，该愁就愁，该喜就喜。”
这是老鲁的生存之道，也是他支撑着不被苦难压倒的精神支柱。
这种精神同样影响着汪曾祺。后来，汪曾祺沿着当年求学西南的原路，经越南、香港回到上海，女朋友施松卿则回了福建。
汪曾祺当时在文章里记述在香港的感受，说自己“全像一根落在泥水里的鸡毛”,“但我穷的不止是钱，我失去我的圆光了”。
去了上海后，汪曾祺依旧迷茫。他说：“上海既不是我的家乡，而且与我呆了前后七年的昆明不同。到上海来干甚么呢?……我不能确实的感到我底下是不是地呢，虽然我落脚在这个大地方已经近一个月了。”
那时的汪曾祺悲观厌世，一度想到自杀。他的恩师沈从文得知后，立刻写了一封长信把汪曾祺大骂了一顿：“为了一时的困难，就这样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要自杀，真是没出息！你手中有一支笔，怕什么！”
读完信的汪曾祺不知怎么就想到了老鲁，于是在这种困窘与苦闷中，汪曾祺迎来了一个写作爆发期，在几年内创作了大量的小说、散文，而《老鲁》正是其中的一篇。
自那以后，汪曾祺找到了人生的平衡点。哪怕后来怀才不遇，被分配到沽源的马铃薯研究站负责画马铃薯图谱，他也乐在其中。
他不仅画土豆，他还画一个吃一个，甚至经常自夸说：“我敢说，像我一样吃过这么多品种马铃薯的，全国盖无第二人！”
汪曾祺开始像老鲁一样什么都爱吃，并且乐于在吃中“寻乐”，高邮的鸭蛋，湖南的腊肉，还有春天的萝卜、秋天的糖炒栗子……
总之，所有的吃食在他笔下都是人间至味，他走到哪里，对“吃”的关注就到哪里。
他有滋有味地过好自己的生活，不管往前的人生给予他什么样的磨难，汪曾祺都能从中咂摸出快乐。
就像他说的那样：“人不管走到哪一步，总得找点乐子，想一点办法，老是愁眉苦脸的，干嘛呢？”
02
复仇者的仇恨与平和之心
假如要问汪曾祺这本书中最“特别”的文章是哪篇，答案一定是《复仇》。
它没有“汪曾祺式”的烟火气、生活、水乡，有的只是意识流的风格，又带着汪曾祺独特的色彩。
故事里的主人公剑客在出生之前，他的父亲便已被仇人所杀，并在临终前留下遗言“我的剑必须饮我仇人的血。”
从剑客出生的那一刻起，他的人生轨迹被草草铺就。成年后，母亲将他父亲的剑交于他，并在他手臂上刺了仇人的名字，让他去寻找杀父仇人。
自此，剑客穿过群山、沙漠与江河，一心只为替父报仇。“凡是有路的地方，我都要走遍。”他这样对母亲承诺。
跋山涉水间，剑客经常反复问自己：“一生该是多久呀？我这是一生了吗？”他没有答案。但他想回到母亲身边，因为比起报仇，他更期盼有一个和美的家，从此过上安定的日子。
终于找到仇人后，剑客内心的矛盾更加激烈了，拔剑的那一瞬间，他想到了他未曾谋面的父亲，也想到了他的家。
这一刻，他顿悟了，如果选择手刃仇人就意味着他向仇恨低头了，并且永远也不可能回到他期盼的家中了。
他放下了剑，让恩怨换一种方式得到了结，也还给自己一个不被任何事物支配的全新的人生。
从开始的矛盾、煎熬，到最后的清明、释然。安排复仇者“弃仇”的背后，实际上是汪曾祺对生命的推崇和对自由的向往。
剑客曾经穷尽一生，想要追寻的不过是一个刻在手臂上的蓝色名字罢了，而仇恨的消解，恰恰是新生活的开始。
有人曾评价说：“汪曾祺的伟大就在于他的作品能够从道德立场和伦理观念上带给人们积极的影响。”
实际上，汪曾祺曾说自己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我的人道主义不带任何理论色彩，很朴素，就是对人的关心，对人的尊重和欣赏。”
尤其是面对那场非正义的侵略战争，汪曾祺思考的不仅是现下的存活，更重要的是战争之后人们如何释怀的问题。
当然了，这里的“释怀”并不意味着“忘记”，而是舍弃生命中的“负担”。
生命是一场无止境的修行，而复仇却是无穷尽的恶性循环，带来的只有伤害与悲痛，让我们淹没在对过去的憎恶与对未来的恐惧、忧虑之中，永远没有喘息的机会。
因此，复仇者只有选择弃仇，才能获得新生。这是汪曾祺对于生命的态度，也是他对战争的思考。
战争爆发之际，汪曾祺还是一名高中生，日本军队占领他的故乡高邮时，他曾到家附近的一所佛寺藏了六个月。1939 年，汪曾祺途经上海、香港、经越南周转，到达昆明。
随后考入西南联大，成为沈从文的学生。刚到昆明的头两年，日寇的空袭几乎每隔几天就如约而至。而昆明那时也没有什么空防力量，只能用警报提前警示大家。
一听到警报声响起来，联合大学的同学就都往郊外跑，还戏称这是“跑警报”。
抗战期间，昆明有过多少次警报，日本飞机来过多少次，无法统计。
从恐惧到平静，汪曾祺接受得很快，在另一部著作中，他自豪地写道：“我们这个民族，长期以来，生于忧患，已经很‘皮实’了，对于任何猝然而来的灾难，都用一种‘儒道互补’的精神对待之。这种‘儒道互补’的真髓，即‘不在乎’。这种‘不在乎’精神，是永远不能征服的。”
“不在乎”说的正是平和之心。先过好当下的生活，是每个人重中之重的任务。也正因为活在当下，万事万物在汪曾祺眼中都是可爱的。
他写栀子花：“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掸都掸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取，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管得着吗！’”；
雨天，他看见雨落在天井的积水里砸出一个一个丁字泡，然后像小孩子一样用手捂着耳朵，又放开，听雨声：呜——哇；呜——哇；他眼中的鸭子“叱叱咤咤”、梨花的瓣子是月亮做的，初阳照积雪，那种颜色就像胭脂水。
在经年累月的战火中，在被日寇非法入侵的混乱中，汪曾祺努力找寻着个人存在的意义，并企图在文学中寻求现实苦难的慰藉与思想的转变。
汪曾祺说：“对于生活，我的朴素的信念是：人类是有希望的，中国是会好起来的。”秉持着这种信念，放下沉甸甸的仇恨，汪曾祺愈发觉得这才算是真实地活着。
晚年回忆起写《复仇》的初衷，汪曾祺说：“在我刚刚接触文学的时候，看到谷崎润一郎一篇小说，写一个人应该为了一个崇高的目的去走他自己的道路，而不应该为一个狭隘的复仇思想终其一生。这篇文章我印象深刻，受影响的不单单是写作技巧，也包括他的思想。”
03
“鸡鸭名家”与人生活法
前面我们提到，看似活得潇洒的汪曾祺，也有过一段晦暗经历。那个时候，汪曾祺正处在人生的转折关头。
当时抗战已经结束一年多了，但一年前西南联大停止办学，汪曾祺的另一位恩师闻一多在西仓坡被暗杀。
汪曾祺还来不及从悲愤中平息，便在战火中和家人离散，几经辗转才得以相聚。
《鸡鸭名家》正是写于一家人在扬州的家相聚前后。文中所谓的“鸡鸭名家”，是两位民间能手。一位叫余老五，一位叫陆长庚，两人分别是养鸡养鸭的行家，但结局却完全不同。
我们先说余老五，他是炕鸡的“状元”。
余老五有一种“绝活”，那就是他孵出来的小鸡总是特别大，跟别人家的摆在一起，来买的人一定买余老五的鸡。按理说刚刚出炕的小鸡该是一样大小的，但余老五的鸡总能大一些。
因此，余老五的老板特别重用余老五，甚至连余老五的坟地都帮他买好了。而余老五的日子也过得潇洒惬意。
平日里，他总拿着把紫砂壶，在街上逛来逛去，坐下来就聊，一聊大半天。他也很喜欢喝酒，一天两顿，一顿四两。他还喜欢管闲事。
总之，余老五像个无所事事的人，完全不用操心一年到头的吃喝穿用。
到了“炕鸡期”，悠闲自在的日子就结束了，余老五就变了。汪曾祺在书中形容：“他说话细声细气，走路也轻轻的，举止动作，全跟他这个人不相称。
他神情很奇怪，像总在谛听着甚么似的，怕自己轻轻咳嗽也会惊散这点声音似的，聚精会神，身体各部全在一种沉湎，一种兴奋，一种极度敏感之中。”
出毛期是余老五最紧张的时候，因为这个时期决定能不能让小鸡崽子们显得大一些，是能卖个好价钱的关键期。
身处这个时期的余老五比平常更敏锐，他的样子总让汪曾祺想起“火眼狻猊”、“金眼雕”之类绰号。平时的和善统统不见了，完全变了一个人，动辄激恼发威，简直碰他不得，专断极了，顽固极了。
小鸡崽子们壮实了，余老五基本上瘦了一圈。不过正是因为余老五在整个炕鸡期始终不肯松懈，才会自掌炕以来，从未误过一回事，连同行都无不赞叹佩服。
汪曾祺在书中感慨：“道理是谁都知道的，可是别人得不到他那种坚定不移的信心。这是才分，是学问，强求不来。”
我们再说说文章的第二个重要角色，陆长庚。他是赶鸭子的行家，诨号陆鸭。
他“神”在哪里呢？只要啧啧咕咕叫点什么，鸭子仿佛能听懂似得都会赶来。当然，他还会唱一些，一唱鸭子就会安静下来。
有一次，老佃户倪二要把自己养的一群鸭子赶去卖了，结果一大群鸭子赶到白莲湖时候全散了，一只只逃也似地钻进芦苇缝里。
倪二慌了，这要怎么办才好呢？围观的人都想到了陆鸭，他一定有法子。
陆长庚得到消息后不慌不忙地过来了，只见他站在船上，用啧啧咕咕的“鸭语”一阵叫喊后，鸭子就从四面八方拍着翅膀，挺着脖子，一起奔向他那只小船的四周来。
倪二在白莲湖里赶散了的342只鸭子，就这样都被招呼过来了。
陆长庚还有个本事，那就是他只凭手拎一拎，就能准确地说出鸭子的重量，一两都不差。而且他杀鸭子不用刀，只用指头在鸭子三岔骨处一捣就成。
在他看来，“杀的鸭子不好吃。鸭子要吃呛血的，肉才不老。”拥有如此的“绝技”，陆长庚却并没有余老五活得潇洒。
一开始他也是养鸭的，养鸭是个“寂寞”的活，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每天天不亮，养鸭人就要撑着一个仅容一人起坐的“鸭撇子”离开村庄，指挥着鸭子到一片茫茫的水里去。而这一去就是一天，直到天黑才能回来。
之所以说“寂寞”，是因为放鸭的路上总是赶鸭人一个人。用汪曾祺的话来说，就是：“下雨天穿蓑衣，太阳大戴笠子，凉了多带件衣裳，整个被人遗忘在这片水里，连个说说话的人都没有。”
不过陆长庚不怕寂寞，但他运气不好，鸭子总生瘟疫，一鸭感染，全部沦陷。
这种不得志让陆长庚整个人都垮了，在命运面前，他败得一塌糊涂。
陆长庚发誓从此不再养鸭，用大把的时间去消遣。所以赌场成了他的去处，连帮倪二赶鸭得到的报酬，也被他输了个精光。
故事到这里戛然而止，汪曾祺并不愿武断地用言语评判两位能手哪种活法才是更正确的。
不过，对于到底该怎么活，汪曾祺有自己的答案。60岁时，汪曾祺再次回到阔别了42年的家乡。
在那里，他白天给《人民日报》撰写的水利稿件搜集资料，晚上便独自一人在东大街上散步。
有时往臭河走，有时往当年的县立第五小学走，出了小学校门再往西就能爬上堤坝，望一望已经改道的京杭大运河，享受属于自己的时间。
有一次，汪曾祺坐公交车时遇到了一位老人，老人戴着一副老式圆镜片的浅茶晶的养目镜，眼睛很大，一点没有混浊，眼角有深深的鱼尾纹。
汪曾祺形容说：“他跟人说话时总带着一点笑意，眼神如一个天真的孩子。”老人也有家，有老伴，但是他和汪曾祺一样，觉得一个人的生活更简单。所以他早起扫扫地，自己做拨鱼儿。
汪曾祺很喜欢看他做拨鱼儿，他说：“他的拨鱼儿真是一绝。小锅里坐上水，用一根削细了的筷子把稀面顺着碗口赶进锅里，粗细如一。我为看他拨鱼儿，宁可误一趟车。”
汪曾祺还喜欢逛菜市场，在他看来，“看看生鸡活鸭、鲜鱼水菜、碧绿的黄瓜、通红的辣椒……”实在是一种瘾。
有一回，汪曾祺在菜市场买牛肉，遇到不会做牛肉的中年妇女，他于是“尽了一趟义务”，给她讲了一趟牛肉的做法，从清炖讲起，到红烧、咖喱牛肉……谁能想到面前这个对做饭侃侃而谈的老人是位大作家呢？
在晚年，汪曾祺的食道有一小静脉曲张，不能吃硬的食物，连苹果都要捣碎了才能吃。
不过这对他来说也不是什么遗憾，在另一本著作中提及此事时，汪曾祺说：“幸好还有‘世界第一’的豆腐，我还是能捣鼓出一桌豆腐席来的，不怕！”
汪曾祺一生颠沛多舛，但难得的是，他始终对生活初心不改，并乐于从生活中发掘快乐，寻得一份安宁，享受一份从容。
好了，读到这里你就已经了解了《邂逅集》这本书的精华内容。
1997年5月16日，汪曾祺永远离开了我们。一晃26年过去了，这位有趣的老先生，依然被人们不断提及，几乎每个人都能在他温暖的文字里，让自己获得内心的宁静。
汪老生前曾说：“我希望我的作品能有益于世道人心，我希望使人的感情得到滋润，让人觉得生活是美好的，人，是美的，有诗意的。”
而今，他已如愿了。
恭喜你，又读完了一本书。